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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党宪宗《沉重的母爱》

文章来源:http://blog.renren.com/share/232338009/1242005854

作者:雷晓增

    四十篇泪水和着苦水的文字实录,四十个真情含着悲情的离奇故事,揪心撕肺,催人泪下。《沉重的母爱》,不只让人心情沉重,而且让人心口疼痛。

    农村的贫困不陌生,但《沉重的母爱》里的贫困却超出了笔者的想象力。一对年过半百的农家夫妇,十多年供养三个大学生,背负了11万元的债务;一家子半年花了两元钱,当母亲的却因为每月只能给上大学的儿子300元生活费而伤心落泪;当父亲的送儿子去上学,一手捂着腰里的六千元学费,一手拿着冷馍靠在墙拐角啃;两个孩子上大学,一年学费两万多,老两口累死累活卖豆芽,一天只赚10块钱,一年365天,一天不歇也就赚个3650块钱!此情此景,让人难以置信,却又不能不信!因为《沉重的母爱》不是小说,不是民间传说,而是作者党宪宗先生对四十户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调查报告。党先生是扛着录像机、照相机、录音机去调查的,当然还带着一颗赤子之心。这样得来的文字,饱蘸了亲情的泪水,浸透了民情的苦水,使人没有了阅读的快感,却加重了读下去的使命感和紧迫感。党先生说这书是他用泪水写成的,笔者何曾不是用泪眼读完的?真情,才煽情;真实,才有震撼力!

    《沉重的母爱》给我们以沉重的启示——写作的原始魅力来自真实!这本书,就是四十个故事。是调查来的,不是发挥想象力“创作”的;是民间发生的,不是凭空编造的;没有“离奇”的“戏剧”铺垫,却有离奇的悲、喜剧交相冲突。小说的真实仍然是“创作”的真实,即使原汁原味,却毕竟不等于真实。而且小说的真实正在远去,那种人为的煽情已令越来越多的读者厌恶。相形之下,党宪宗《沉重的母爱》有了更容易征服读者的理由和实力。母爱的沉重故事不是为了以“沉重”取悦读者,而是为了与读者的心灵发生共鸣,借以唤起读者乃至社会的良知,使摆脱了贫困的人们不要忘记身边仍有贫困,仍有贫困的母亲需要社会伸出援手。我说“真情,才煽情;真实,才有震撼力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

    都说农民供养大学生负担沉重,到底有多重?这些大学生对家庭的回报又如何?2003年至今,合阳县人民政府招待所经理党宪宗,自费对全县200余户农村大学生家庭进行调查。他发现:这些农村家庭得到的回报并不高,有的父母甚至在子女毕业四五年之后还在为“学债”奔命。

    尽管如此,更多的农村父母还是走上了负债供子女上学的路,他们认为,只有这样,孩子才能跳出“农门”……

    8月24日,曹惠兰(化名)陪伴21岁的女儿李英(化名)坐上从合阳开往杨凌的大巴,送女儿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上学。背包里,装着母亲缝制的被褥、一双布鞋、几身旧衣服,还有这些天凑齐的5000多元学杂费。其中,3000多元是借来的。“我要跟人家娃一样”,李英告诉妈妈她的4年大学计划,先过英语关,接着考研。曹惠兰听了既欣慰又难受,她明白,这仅仅是第一年,后面还有3年。李英还有一个弟弟,学习也很好,正在上初中,孩子说他也要像姐姐一样上大学。人家都夸她的两个孩子有出息,曹惠兰只有苦笑。

    李英的家乡合阳县是个贫困县,同时又是个教育大县,每年至少有3000名学生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的大学。他们同样带走了全家多年的积蓄,也带着父母的期望和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走进大学,期待有一天对家里有所回报。为了跳出“农门”,考大学对大多数农村孩子来说,几乎是唯一的通道。

    由于职业原因,从1990年开始,合阳县人民政府招待所经理党宪宗,接待了上万名在招待所居住的高考考生和家长,“一个双腿残疾的母亲坐着轮椅,手捧水杯等待女儿出考场;一个满身沾着泥土的农民骑着破旧的自行车,从劳务市场赶过来,接儿子出考场……”出于良知和社会责任感,党宪宗在五年内做了两项调查,并完成一份关于农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调查报告《沉重的母爱》。

    已经60岁的党宪宗想知道,这些父母含辛茹苦送孩子读大学,孩子工作后对家庭的回报到底怎么样:是真的“沾光了、吃利了”,还是只图了个好名声。他调查了200多个大学生家庭发现,孩子毕业5年内,家庭得到的回报一般是:一年一两千元,少的仅三五百元;有的父母甚至在子女毕业四五年后,还在为还“学债”而卖命!

    孩子们学习成绩好,大人宁愿多流点汗挣学费,就是再苦再累也得供出来

    曹惠兰的家在距离合阳县城不远的城关镇小郭村,一个靠种植玉米和小麦为生的村子,除了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能寄给家里一点钱外,村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。曹惠兰一家住在几间瓦房里,屋子里难觅一件像样的家具。给客人冲上一杯白糖水,那算是曹惠兰家最好的招待。

    10年前,曹惠兰的丈夫患直肠癌,基本上丧失劳动能力。她一人种了13亩玉米养活一家人,并且供女儿和小儿子上学。女儿上高中时,两个孩子的学费一年得七八千元,要赚够这些钱,她得在13亩玉米地里干4年。

    她能做的唯一努力就是给别家锄地,一天10小时20元,这些钱够两个孩子一天的伙食钱,不至于让他们在学校饿肚子。曹惠兰说,靠种地改变穷苦日子太难了!她寄希望于孩子,孩子们学习成绩好,大人宁愿多流点汗挣学费,就是再苦再累也得供出来。

    从李英高考分数估计出来那天起,曹惠兰便开始向亲戚和村里人借钱。这个只有100余户的村子30年来走出了130多个大学生,有的家庭要负担两三个孩子的学费,有的现在还在负债。村民们手头都没有太多闲钱,但还是凑了1000多元,加上家里的1000多元积蓄和向亲戚借来的2000多元,李英第一年的学费总算凑够了,将女儿送到学校后,她匆匆赶回家。儿子马上要开学了,家里一分钱都没有,她想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好办法,只好又扛着锄头去帮人锄地。

    伴随着扩招,每年数百万学子走进高校,贫困大学生越来越多。截至2005年8月,全国的这个数据是405万,其中七成来自农村。虽然国家助学贷款的力度越来越大,但仍不能满足这个庞大群体的需要。每年高考后,媒体上都有类似的新闻,呼吁社会各界资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贫困孩子,而有些家长不堪重负甚至选择轻生。

    曹惠兰是个坚强而又满怀希望的母亲,她心里总有一丝念想:“只要几个娃娃长大了,日子会好的。”8月27日,曹惠兰接到女儿从学校打来的电话,说想买个MP3,学英语用。她寻思着这300元钱能去谁家借?

辛劳的父母

    为供孩子上大学,一些家庭不得不放弃改善生活、放弃接受较好的医疗,甚至背上沉重的债务。“必须得这么做!再不叫我娃当农民!”

合阳,地处关中东部、黄河中游西岸,是个国家级贫困县,但合阳的教育却在全省响当当,每年要“出产”3000多名大学生。小郭村是

    全县有名的“大学生村”,高考恢复三十年以来,这个仅有一百余户的村子已经出了130多个大学生。但多年来村子的变化不大,很多村民仍然住在老房子里,有的房子已经住了几代人一百多年。

    上世纪八十年代供出去的大学生,很多人对家庭的回报是巨大的。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在当时看起来不菲的收入,从而有能力扶持农村的家人改变现状。债务还清了,土坯房翻新了,幸运的父母还能被儿女接到城里转转;这些早年跳出“农门”的学子让贫困的乡亲们看到了希望,他们有的出了国,有的还在北京的大学里当教授,乡亲们教育子女以他们为榜样,“村里的学风浓得很!”一村民说。

    然而,后来者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。经济学家们认为,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就是为了得到该东西所必须放弃的东西。一个人为了买一斤苹果,就不得不放弃用同样的钱去买梨;同样,为了供养一个大学生,这些家庭不得不放弃一个种地的劳力。

    党宪宗说,现在合阳县农民的日子比改革前好了很多,但是城乡差距在逐年扩大,相比城市,农村致富的步伐迈得太小。来自2006年《农村经济绿皮书》的一组数据是:2005年,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实际提高6.2%,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是9.6%,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,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,城乡人均收入比例3.22∶1。

    大学学费随着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和物价的提高而增加,但同样多的学费,农民比城市居民所承担的机会成本要大得多。在城市,5000元的学费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;但在农村,一个农民家庭必须为此劳动两年,他们不得不因此放弃改善生活、放弃接受较好的医疗,甚至背上沉重的债务。

    “即使这样,也必须得这么做!再不叫我娃当农民!”小郭村妇女雷金桂说,“同是一个太阳照着,为啥我娃比人家的娃可怜?”面对上大学所承担的过高成本,村民们没有能力去做一个理性的决策,“不这么做,就等于丧失了所有的机会。”党宪宗说。

毕业了的大学生,多的每年给家里一两千元,少的仅三五百元,有的甚至一分钱都没有。可父母并不责怪孩子

    61岁的雷金桂和比她大一岁的丈夫、88岁的老母亲还有11岁的孙女住在祖上留下来的、已经存在130多年的老房子里。今年雨多,住在里面提心吊胆的,雷金桂想翻修一下,但却没钱。这个四代之家如今最缺少劳力,儿子前几年病逝,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,谁都指望不上。

    前一二十年,雷金桂和丈夫透支体力,白天黑夜地在砖窑里干,用数万元的外债,换来了两个女儿的大学毕业。而如今,年逾花甲的他们干不动了,老两口不得不继续耕种10亩玉米,维持家用,并偿还剩余1万多元的外债。雷金桂身体不好,已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打工,靠地里那些玉米,这些债要还完至少还得5年。

    除此,他们还得供11岁的孙女上学,那是老两口对儿子希望的延续。虽然现在农村教育实行“两免一补”,上学不用花啥钱,但平时的文具、生活费对于他们来说,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这个四口之家,一个月的零花钱仅有20多元,“能不花的就不花!债还没还完呢!”

    雷金桂有时会显得很烦:“一想起这些,整夜整夜都睡不着!”大学毕业的两个女儿状况并不像她所期望的那样,大女儿早年毕业,但厂子面临破产,日子过得窘迫;二女儿是扩招第一届毕业的大学生,恰好遇上就业市场饱和,辗转几年也没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,两三万元的助学贷款至今未还清。雷金桂没法依靠两个女儿。“我供娃上学赔了!”雷金桂说。

    农民家庭供养子女的沉重负担,促使党宪宗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调查——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对家庭的回报究竟怎样?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满意,“至少相对于这些父母的付出来说”。

    党宪宗说,这些毕业了的大学生,多的每年给家里一两千元,少的仅仅三五百元,有的甚至一分钱都没有,可父母当年供他们大学毕业,至少要花三四万元。父母们一般不会在外人面前抱怨自己的儿女,总是为他们辩护开脱,“儿女有儿女的难处,虽然工作了,他们要结婚,要买房子,城市里费钱,我们在家里好对付,也不花钱,也不需要钱。”

    雷金桂并不责怪两个女儿,她觉得那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。他们可能独自度过后半生,养老怎么办,老两口从来没想过,也不敢想。雷金桂说,她和老伴从不后悔将两个女儿送进城里,至少从他们的女儿这一代开始,可以和城市人一样生活了。

    为了给娃攒学费,他们不舍得花一块钱去买一瓶矿泉水,甚至一辈子都不知道羊肉泡馍是啥味道

    2007年,合阳县的高考又是一个“丰收年”:一本上线600多人,二本1249人,三本3000多人,加上专科高职,全县4000多考生没上线的仅剩下几十个。

    这个数字并不能使合阳县教育局局长贾忠孝感到高兴。

    2006年,这个县地方财政收入只有1905万元,全县国民生产总值7.1亿元,农民人均总收入2448元,纯收入1680元。但这个人口只有45万的小县城,每年向外输送的大学生至少3000多人,全县每年在外上学的大学生约有1.2万人,按照每个学生每年花费1.2万元计算,他们将从家乡带走1.44亿元,“如果算上高中教育,老百姓花在教育上的钱每年在3亿元左右”党宪宗说。教育上的成功让人们被迫压缩各项消费,尤其是农民,因为收入有限,实际上可供压缩的消费领域并不多,能挤的也就是吃穿住用。一般所有的积蓄,甚至包括贷款等全被上大学的子女带走。除了教育,这座县城的工矿企业、第三产业显得不景气,“为了给娃攒学费,他们不舍得花一块钱去买一瓶矿泉水,甚至一辈子都不知道羊肉泡馍是啥味道。”

    合阳县每年走出去3000多名大学生,回来的只有100多人,而且大多流向党政机关和教育系统。大多数走出去的孩子不再回来,并不能为家乡创造财富,每年1.44亿元的投入无法收回,而合阳这个贫困县的很多行业却因为缺少人才而发展缓慢,“我们花了基础教育的钱,却为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培养了人才。”“现代化便是工业化”,这是20世纪的后50年中,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一致认定的道理。

    专家指出,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,城市在发展和进行工业建设的过程中,从农民那里提取了大量的剪刀差(有专家估计是6000亿元到8000亿元人民币)。据统计,1980年,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.5倍,1985年该比例下降为1.86,但之后基本保持了不断扩大的趋势,到2003年,该比例扩大到3.23。农民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做了很大的贡献,但很长时间,他们没有充分享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果。

    这也是国家提出“城市反哺农村、工业反哺农业”的政策依据之一。近年来,针对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“两免一补”政策,免除农业税就是这种“反哺”的体现,但这和城市发展的步伐相比,似乎有点慢了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孤独的父母

    一位患脑血栓的老人,5年中病危多次也未唤回在国外定居的儿子。老人说,宁愿不要钱,也想在临死前看儿子最后一眼

    “随着城乡差距的扩大,亲骨肉之间用血脉凝结在一起的情感愈来愈淡化。”在未来很长时间内,这些生活在农村的父母不得不忍受孤独和对儿女的思念。

    在合阳县农村一些家庭,总有一层深深的悲伤,那些大学生家庭年迈的父母,不得不忍受孤独。

    合阳县皇庄甫镇雷家寨村民张玉娥(化名),独自一人居住在一孔年久失修的破旧窑洞里。窑洞里除了一张土炕、一个灶头、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,没有一样“现代化”的家具。自从7年前儿子考上大学,家里就变得冷清,如今,儿子在广东工作,经常一年也回不了一次家。

    家庭的传统观念也正面临着冲击,农村的父母放不下城里的儿女,而这些儿女受另一种环境和观念的影响,固有的亲情观念在淡漠。在调查中,党宪宗不时要面对那些因两代人的互不理解而黯然神伤的父母。他们的讲述经常让年逾花甲的党宪宗落泪:一位患脑血栓的老人,5年中病危多次也未唤回在国外定居的儿子。老人说,宁愿不要钱,也想在临死前看儿子最后一眼。

    一对朴实的农村夫妇,精心粉刷和装饰了破旧的窑洞,高高兴兴地迎接回家过年的儿子和城里的媳妇。谁知媳妇一进窑洞转身就去县城的宾馆住,次日便回城了,两个老人在除夕之夜掩面痛哭。

    一名孝顺的儿子成家后,将年迈的父母接到城里居住,但习惯茅厕的父母因用不惯马桶而感到自卑,“爸是农村人,过不惯你城里人的生活!”老父的一句话戳在了儿子的心窝上,“才几天啊,父子之间就有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称呼!”

    党宪宗说:“随着城乡差距的扩大,亲骨肉之间用血脉凝结在一起的情感愈来愈淡化。”

    而正在加速的农村城镇化进程,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从土地中分离出来,机会和利益驱使他们向更好的大城市流动,包括求学。

    看到别人家儿女都在身边,孙子孙女满院子跑,独守空荡荡的窑洞,张玉娥不免啜泣:“儿啊,你啥时候回来?妈想你了……”

 

    《沉重的母爱》发出了沉重的呼唤——关注民生刻不容缓!教育不只是农民的希望,更是国家的希望,民族的希望。诚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上大学上,但无须置疑的是上大学确实能带来希望——一线希望也是希望。仅此而言,那些不辞辛苦供养孩子上大学的农民父母是值得全社会尊敬的。但是,尊敬不能当饭吃,可歌可泣不能代替全社会的责任心。面对那些被贫困压折了腰的父亲母亲,全社会既要反思,更要反哺。农民的贫困,肯定不是农民的错。他们那么卖命地干活,却那么艰难地生活,症结肯定不在他们身上。当然,他们也并非无懈可击。至少党宪宗告诉我们,贫困的家庭几乎无一例外地娃多。国家提倡一夫一妻一个娃,允许农民生两个娃,但《沉重的母爱》里的贫困家庭十之八九都有三个娃,甚至更多。一个家庭养活三个娃,放在城市里,“母爱”恐怕也要“沉重”的。

    《沉重的母爱》令我们不能不向作者党宪宗先生致以“沉重”的敬意!自古道:“文以载道。”党宪宗《沉重的母爱》里,载着沉重的大道,那就是为民鼓与呼,为沉重的母爱立碑。母爱乃是大爱,大爱乃是民族的忧患所系。“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”但愿《沉重的母爱》不再沉重!作者有期待,笔者亦有期待。